民间资本的移动转售业务普遍亏损，但宽带业务则普遍盈利。如果民营宽带运营商带来的竞争影响大于合作价值，也很可能遭遇与移动转售企业相同的局面。
时隔六年之后，国务院再次发文强调在基础电信行业引入民间资本。
这是应对民间投资增速回落的举措。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民间投资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抓紧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进一步放开民用机场、基础电信运营、油气勘探开发等领域准入。
而在上个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也强调，要进一步放开民用机场、基础电信运营、油气勘探开发等领域。
针对在上述领域可能存在的对民间资本单独设置的附加条件和歧视性条款，国务院办公厅要求各省政府、有关部门全面“自查”，并于2016年8月15日之前将自查情况报送国务院办公厅。
而在电信行业，民营资本普遍对政策变革寄予期待，现实中，民间资本进入基础电信行业仍存在不同的困境。
电信业开放进程一波三折
基础电信业民间资本的诞生事实上远早于政策出台。
2000年前后，基础电信运营商刚刚开始从电话向宽带转型，一批国有、民营资本也开始涌入宽带领域，其中包括各地广电公司、长城集团创办的长城宽带，以及当时第一批的民营宽带泰龙通信。
2001年6月，当时的信息产业部下发《关于开放用户驻地网运营市场试点工作的通知》，并选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13个城市作为首批试点城市，由各省通信管理局组织规范试点工作，当时，从用户小区内到最近的电信机房在内的线路网络被称为驻地网。
从现在来看，这是国内首个开放基础电信业务的政策文件。但在当时，该文件主要是用来管理规范迅速扩张的宽带市场。该文件发布之后，13个试点城市之外，所有非基础电信运营商的驻地网项目均被要求停止建设和运营。其后，该试点业务也并未扩大。
不过，即便如此，高速增长的电信市场给民营企业提供了足够的发展空间，驻地网、数据中心、增值电信业务等领域不断涌入民营资本。
201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重点工作分工的通知》，鼓励民间资本以参股方式进入基础电信运营市场，支持民间资本开展增值电信业务。2012年，工信部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一步进入电信业的实施意见》，鼓励民间资本开展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开展接入网和驻地网业务等八大重点领域。其中，移动通信转售系首次开放，每年收入上万亿的移动市场吸引了大量民间资本关注，其中包括苏宁、联想、阿里巴巴、小米等公司，引发的媒体热议也超过了半年之久。
2014年，工信部又出台了《关于开放宽带接入市场的意见(征求意见稿)》，首批在16个城市试点宽带业务开放，并许可自建自营、转售、建设出租等三种业务模式。
截至2016年5月，共有42家民营企业获得移动转售试点批文，181家民营企业获得宽带接入网试点批文。移动转售企业共发展约3000万移动用户，民营宽带企业在2015年至今的总投资也已经超过100亿元。
宽带、移动两极化
但是，移动转售与宽带业务却呈现截然不同的两种局面。
“2013年至今，没有任何一家转售企业是盈利的，我们全都亏损。”一位转售企业高层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亏损最多的，一年亏损2亿以上。”
造成转售企业亏损的原因，主要是“批零倒挂”。转售公司自建计费系统，但需要从三大运营商的号码库中申请号码资源，并且从运营商批发流量，然后以零售的形式开展业务，承载业务的网络、基站也均由三大运营商提供。但是，从试点开展以来，“流量批发的价格，要远高于零售价”。业务开展之初，工信部要求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给予转售企业的批发价格水平应低于其当地公众市场上同类业务的最优惠零售价格水平。“但实际上，扯皮的空间非常多，运营商给我们批发价是按照市场价8折，但实际上，运营商自己经常推出3折、5折的业务，比如校园市场，现在就有118元/年的业务，”上述转售企业高层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2014年开始，我们就找工信部呼吁改变批零倒挂，但工信部至今没有表态，且告诉我们‘这是常态’。”
2016年1月，工信部发布《关于移动通信转售业务批发价格调整的指导意见》，要求基础电信运营商对批发价格进行联动调整。但是，“从批发到现在，运营商一次都没有调整过价格”，上述人士介绍，但运营商自己的售价却一直在下降，不久前，工信部公布，三大运营商流量资费已经降低了30%，“现在我们已经被套住了”。
但民营宽带企业却普遍盈利。2015年，收购了长城宽带成为最大民营宽带运营商的鹏博士实现宽带用户超过1000万，年收入79.62亿元，同比增长14%，净利润7亿，同比增长34%。
宽带接入试点开放一年以来已经覆盖61个城市，民间资本参与的建设项目超过2万个，且规模日益扩大。网宿科技、亨通光电等上市公司均已申请牌照，且通过增发不断投资宽带市场。
开放的局限
“造成差距的原因有两个，移动市场竞争太激烈，没有太多民营的空间，但宽带业务却因为物业门槛等原因长期处于局部垄断状态。”内蒙古金田科技创始人杭勇如是分析，“另一个原因在于，民营宽带可以建设基础网络资源，而转售企业不能，跟运营商的代理渠道没什么区别，没有议价能力。”杭勇2010年离开电信行业创办金田科技，在小区、楼宇建设基础网络并租用给所有运营商，目前该公司业务从内蒙古扩展到多个省份，且已在新三板上市。
2014年，4G业务正式商用，中国电信(微博)将超过70%的宽带投资转投到4G建设，这导致中国电信重点发展的乡镇宽带市场陷入了资金紧迫的困境，“后来，电信就开始找一些村支书、当地有实力的个人，希望由民资负责建设，通过运营分成形式合作。为了让这种模式受认可，中国电信力推工信部启动试点。”目前，在大部分乡镇市场，运营商与民营资本都采取此类合作形式。
但是，移动转售企业却因为被视为“跟基础电信运营商抢钱”而不受重视。“已经两年多了，到现在移动都没有解决互联互通的问题，在部分省份，跟移动合作的号码就不能用。”上述转售企业高层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移动，没有专人负责转售业务的对接，都是兼职的。电信、联通都有专门的团队，成果纳入KPI考核。”目前为止，国内2800万转售用户中，2400万是与中国联通(微博)合作。
不过，“除了批发价之外，每个联通的号码，我们要额外给联通交3元/月，批100万个号，一年就是3600万。”该人士表示，“即使这个号消费者不用了，销号了，这3块钱也要一直交。”
如果民营宽带运营商带来的竞争影响大于合作价值，也很可能遭遇与移动转售企业相同的局面。2015年，广州市启动“三线”改造，长城宽带、艾普网络、聚友e家等民营宽带业务运营商在网络改造后数万宽带用户断网，且民营宽带网络无法切入被改造区域，网络无法恢复，而三大运营商并不受影响。大多数民营宽带在北方选择与弱势的电信合作，而在南方则更多与电信竞争，与联通合作。
从这种对比情况来看，民营企业在基础电信业务开放的生存逻辑在于“是否能够给三大运营商创造价值”，而非“能否促进电信市场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