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CEO蒂姆·库克(Tim Cook)在3月10日接受了《时代周刊》编辑主任南希·吉布斯(Nancy Gibbs)和记者列夫·格罗斯曼(Lev Grossman)的专访，讨论了苹果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之间日益升温的加密之争。
下面是采访记录：
《时代》：我们先从去年秋天的布鲁克林毒贩案说起。在那一起案件中，法官询问了苹果对获取毒贩iPhone信息的看法。在那以前，苹果一直答应类似请求。然而这一次，苹果拒绝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库克：差别在于，处理那一起案件的法官询问过我们对使用《All Writs Act》的看法。在此之前，法官会让我们做这个或者那个，但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做这事，这一次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那时，法官前所未有地问我们是否觉得政府使用《All Writs Act》来要求解锁是正确的。我们的问答是，不，我们认为政府没有权力这样做。
这次争论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回顾一下。当初推出《通讯协助法》(CALEA)是为了监管电信行业。国会当时觉得不要把技术问题涵盖在这个法案里面，于是《通讯协助法》得到了通过。我们的观点是，使用该法案是不恰当的。
当然，还是有法官使用该法案来作出判决。然而，那位法官说，“我不想仅仅做出裁决，我想知道你们是否认为使用该法案是否恰当”。这是我们第一次被这样问。于是，我们在法庭上阐述了我们的论点，说，不，我们认为这样做不恰当。
在那一起案件中，被告最后认罪了，所以案件本身的细节也就完全不重要了。然而，政府是否可以使用《All Writs Act》强迫苹果提取iPhone中的数据这一问题仍然非常重要。
现在政府要求我们研发一个产品，一个拿掉了所有安全功能的产品，好让他们更容易地暴力破解密码。此案的重要性已经非同以往。这个问题现在变得非常重要，即使细节已经不再重要。所以，我们提出了上诉，让法官再次作出裁决。我们一直在等待结果，但我们想，也许他什么都没有做，因为案件本身已经不再重要。
我们提出上诉之后，法官问了我们对政府的做法有何看法，然后他要求政府再次作出回复。接着作出裁决。我记得是上周一吧。
《时代周刊》：现在我们回到圣贝纳迪诺案，为了大家对此事的背景有一个了解，请你讲讲事情的来龙去脉。你对政府的要求有何看法?你都跟谁进行了沟通?你是如何作出决定的?
库克：我记得枪击案是发生在周三或者周四，然后好几天我们都没有听到任何消息。周六那天我们接到了电话。我们设立了一个咨询处，以处理政府的请求。这个咨询处是全天24小时随时都有人在的。当然不是因为这起案件才这样，一直都是这样。他们打电话过来，还出示了跟这部手机相关的搜查令。
据我的理解，这个搜查令还涉及了其他手机，但其他手机都被毁坏了，只有一部完好无损。这个搜查令要求我们提供关于这部手机的所有信息，于是我们提交该手机的云备份和其他一些元数据。
我怀疑──我不知道，我只是怀疑──他们也向电信运营商出示了搜查令，很很显然，他们可以从网络运营商那里手机的元数据和通过手机网络发送的信息的元数据。因此，他们可以得到好几项关于这部手机的信息。
一段时间过去之后，大概是一个月之后吧，他们又回来了，说他们想获取更多的信息。我们说好，并主动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建议。我们让他们把手机拿回去，充上电，连上网络，让它自动备份。结果他们又来了，说这个方法没有用。
我们说，为什么会这样?我们需要清楚了解事情的原委，于是我们派了工程师过去。我们发现，他们一开始，在我们还没有参与其中的时候，就把手机送到郡里重设了iCloud密码。你知道，如果你重设了iCloud密码，你需要在手机上输入新密码，手机才会进行云备份。而如果手机设定了密码，你就无法重新输入密码了。因此，我们建议的方法失效了。
于是我们继续提供帮助，我们把我们拥有的关于这种手机的信息全部提供给他们了。一段时间过去之后，他们开始对我们说他们可能会起诉我们，但他们也没有确切地告诉我们他们到底会不会这样做。那时，枪击案已经过去大约75天了。
我想，苹果的大部分员工都认为这不可能发生，而我则认为，如果他们要起诉，他们会打电话告知我。然而他们并没有。我们是从新闻上得知我们被起诉了。他们在提起诉讼前向媒体介绍了情况。为了增长曝光度，左右公众的看法，他们选择公开起诉。
我们那时已经决定好该怎样做了。当然，我们先前已经作出决定了──因为他们要求我们开发一个我们称之为“政府系统”的软件，这是一个没有安全控制功能的新操作系统。他们要求我们这样做之后，苹果内部对此事已经展开了长期的讨论。许多苹果内部员工都参与了讨论，不是我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想出这样的决定的。这是一个吃力的决定。我们考虑了你们认为我们应该考虑的所有事情。
在诉讼开始之前，我们已经作出决定，这对民众来说不是件好事。从客户的角度来说，这不是件好事，因为这最终会将好几百万客户置于风险之中。另外，我们认为这践踏了公民自由权，这不仅仅是对我们的客户来说是这样，而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是这样。在美国的历史上，政府多次超越了权限。我们下决心捍卫我们权利和客户的权利。所以，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从很多层面来说，这件事都错得彻头彻尾。诉讼开始之后，我们考虑的是，怎样让苹果社区了解我们为什么这样做。
我们知道，大部分人都会匆忙地作出判断，是的，你应该解锁这部手机。如果这样做不会引起其他后果，我们也会这样想。所以，我们要直接而明确地告诉人们我们为什么要拒绝解锁这部iPhone。
《时代周刊》：你提到了公民自由权，你具体指的是什么?这对个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
库克：这包含了多重意义。一提到公民自由权，我就会想起这个国家的建国原则，《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自由权利，当然，还有基本的隐私权。
我们最简单的看法是，如果《All Writs Act》可以被用来强迫我们做一些会让数百万人处于风险之中的事，然后你会问自己，如果那样的事可以发生，那么还有什么事可能会发生呢?在下一次国会开会的时候，你可能会提出研发一个监控OS。也许执法部门会希望拥有打开你电脑上摄像头的权力。如果你读一读两百年前通过的《All Writs Act》，你会发现这部法案是开放式的，可以为之作出广泛的解释，这是因为，这部法案的出台是为了填补当时的法律空白。我们认为，这一旦起了头，后面会越来越糟。
而且，这部法案本身没有涉及犯罪问题，也跟政府在此案中利用该法案的理由无关。所以，此案属于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我觉得应该通过一部法律界定范围，而不是由法院来裁定。
回想一下过去，国会是有意不不这样做。而不是，哦，这项技术太新的，以前没有考虑过这事。所以，我们看到了公民权利的巨大滑坡，我们看到我们正在创建一个后门──我们认为这从肯本是错误的。不仅仅是从隐私的角度讲是错误的，从公共安全的角度看也是错误的。
想一想人们手机上保存的东西。里面记录他们孩子的行踪，你不难想象电网被人通过智能手机弄弄瘫痪的情景。我们认为政府应该鼓励加密。这就像是阳光、空气和水一样，非常重要。
当然，有些好的东西会被用于坏事上面，我们知道这一点。但我们不能因为一点负面的东西就把好的东西全部取缔。我们的国家从来都不是这样的。有时候言论自由──当我们听到别人说出这个词时，我们会心里一紧，希望他们不要谈到这个。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自由又会怎样呢?我们还想到了新闻自由。如果有人开始限制这些自由，很快美国就不是自由的美国了。
《时代周刊》：你们有没有觉得FBI是故意挑了一起容易激起人们情绪的案件?不是因为手机里有重要的证据，而是他们知道这会引起很大的争议。
库克：我认为他们选了一件他们感觉最有可能赢的案件。那部手机里面有什么?我不知道。我认为没人真正知道。
有人指出，其他手机都被毁坏了。上星期有受害者家属出来说，大家都知道这些手机被监控了。实际上他提到，这些手机安装了GPS应用，好让郡政府跟踪员工，因为这些员工都在室外工作。我肯定的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安全。
《时代周刊》：你感觉受到了伏击了吗?
库克：不，我不这样觉得。我觉得是，从专业角度上讲，如果我跟你共事好几个月，如果我跟你有一段关系，有一天我决定起诉你。我拿起手机，告诉你我准备起诉你。
我喜欢他们的策略吗?不，我不喜欢。我看到政府部门在做我以前没有看过的事情。我从新闻上知道苹果被起诉了，我感觉好吗?不，我认为这样做不专业。他们讨论并歪曲我们的意图，我对此有何意见?我感到被冒犯了，深深地被冒犯。
然而，把所有的情绪放到一边。我想，参与这次讨论的有各种人，他们持不同的观点，有人同意我们的做法，也有人不同意。这是一种健康的状态，这就是民主。我对此感到很兴奋，我乐观地认为，我们会得出正确的结论的。
《时代周刊》：你提到了公共安全。加密显然是保证公共安全的有效途径。但是，执法部门一直能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犯罪调查所需的信息。那样做也有助于公共安全。所以，你有在心里权衡这两者的重要性。这不是非黑即白的事，你需要权衡。也许我说的不对?
库克：首先，我们没有权衡。那是国会的工作，他们通过法律来平衡这两者的关系。我知道，大家都在衡量隐私和安全之间的关系，这两者不能兼而有之。
假设我们从明天起禁止加密，会发生什么事呢?我想犯罪分子会使用非美国公司提供的加密，因为这些人非常聪明，而加密不是苹果专有的。到时你将看到世界各国都会研发出自己的加密方法。
所以，如果你担心消息安全，人们将使用其他的加密方法。那时候我们更安全了吗?当然不。
你已经看到有人在攻击美国政府了。他们盗取了2000万人的社保信息和指纹。你将看到有人攻击私人公司，攻击消费者。
《时代周刊》：唐纳德·特朗普呼吁抵制苹果产品，你对此有何看法?
库克：我没有跟他交谈过，所以我不知道他的想法。苹果是一家伟大的美国公司，这样的公司只能诞生在这个国家。我们认为，为此事站出来，并为跟我们有着共同想法而没有机会发声的人们说句话。
我们不认为我们是决策者。我们知道，法律是国会制定的。但我们觉得，我们的职责是，我们应该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政府越权了，当时应该要有人站出来阻止他们。
我们把这起案件当做是我们阻止政府越权的一次机会。同时引起人们的讨论。我不知道讨论的结果会怎样。但我对此感到乐观。
《时代周刊》：当你说历史上政府有过多次越权行为，你指的是什么?
库克：我想起历史上多次发生过这种糟糕的事情，当时大众知道之后认为那没有什么。也没有人为此说句话。
我确实认为这起案件将会影响美国公民在未来几十年的生活，也会在未来几十年影响公民自由权。
我们每天都要抵御攻击，所以我们对网络安全局势非常了解。这让我们对此感到非常敏感。我们相信公民自由权。对我来说，这是美国的根基。隐私权非常重要。如果你把这块砖取出来，房子很快就倒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