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纽约大学教授受邀为百来位硅谷精英做演讲，报酬之高令人咂舌——是其教授年薪的一半。那么，这些不惜花重金邀请教授讲述“技术未来”的科技界富豪们，真的就只是想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吗?
在和这些科技大佬简单交流一番后，教授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真相：大佬们对“技术未来”不感兴趣，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建造一艘只有少数人才能登上的“诺亚方舟”，能让他们在灾难真的到来时，比其他人先跑一步——或许，还能顺便救出几个好友。
“那个事件”是他们采用的委婉说法，指代的是环境崩溃、社会动荡、核爆炸、病毒爆发，或是让一切陷入瘫痪的黑客攻击。”
去年，我受邀到一家超级豪华的私人度假村，做一场主题演讲，听众是100多位投资银行家。我获得的报酬是迄今为止金额最高的一笔演讲费——大约是我教授工作年薪的一半——而他们想听的，只不过是我对“技术未来”这个话题的一些见解。
我从不喜欢谈论未来。这类演讲的问答环节最后总会演变为某种游戏：他们会请我对最新的技术流行词进行点评，仿佛它们是用于潜在投资的股票代码，比如区块链、3D打印和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其实听众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些技术本身，也不是它们的潜在影响，而是它们是否具有投资价值。不过，有钱能使鬼推磨，我还是接受了演讲邀请。
到达目的地后，我被带入一个房间，一开始，我以为那是后台休息室，可是没有工作人员来为我安装麦克风或是把我带到舞台。我坐在一张圆桌旁，这时，听众走进房间：他们是对冲基金界的超级富豪，没错，五个人全是男性。经过一番闲聊，我意识到，他们对我准备的关于技术未来的信息毫无兴趣，他们是带着自己的问题来到这里的。
他们从一些无足轻重的问题开始问起，比如，是以太币好，还是比特币好?量子计算是真的吗?但慢慢地，他们开始涉及自己真正关心的话题。
对于即将到来的气候危机，哪些地区受到的影响会小一些：是新西兰还是阿拉斯加?谷歌真的在为其首席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的大脑建造一个“家”吗?他的意识能撑过上传过程吗?或者，他的意识会不会消失，然后以新的形式重生?最后，一家券商的首席执行官介绍说，他已经差不多完成了地下掩体系统的建造，他想知道，“在那个事件发生后，要如何维持对自己警卫部队的权威?”
“那个事件”是他们采用的委婉说法，指代的是环境崩溃、社会动荡、核爆炸、病毒爆发，或是让一切陷入瘫痪的黑客攻击。
在会面的余下时间，我们一直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富豪们知道，他们需要借助武装警卫来保护自己免受愤怒暴民的侵袭。但是，等到金钱变得一文不值时，他们该如何向警卫支付报酬呢?怎样才能不让警卫们选出自己的领导者?这些亿万富豪想到，可以在食品供给上使用只有他们知道的特殊密码锁，或者让警卫佩戴某种控制项圈，或者制造机器人来充当警卫和工人。
数字化未来：某种可以预测或押注的东西
此时，我受到了触动：至少在这些富豪看来，这的确是一场关于技术未来的谈话。从伊隆·马斯克(Elon Musk)移民火星的想法、彼得·泰尔(Peter Thiel)逆转衰老的尝试，以及萨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和雷·库兹韦尔把意识上传到超级计算机的实验中，他们获得了启示，于是，他们在为这样一种数字未来做着准备：它的重点不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而更多地在于超越人类生存环境，让他们能够与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大规模人口迁徙、全球疫病大流行、排外主义恐慌和资源枯竭带来的真实且迫在眉睫的危险隔绝开来。对他们来说，技术的未来只在于一件事：逃离。
极度乐观地认为技术可能造福人类社会，这并没有错。然而，当前驱动我们实现“后人类乌托邦”的动力，却是另外一种东西。它所想的，不是让人类整体升华到一种新状态，而是想超越人之所以为人的一切特征：身体、相互依存、同情、脆弱和复杂性。正如多年来技术哲学家一直指出的那样，如今，超人类主义观点太容易就把一切现实归纳为数据，认为“人类只不过是一种信息处理对象”。
这无异于把人类的进化降级为某种电子游戏，有人如果能找到逃生舱口，并能顺便救出几个好友，就算是获胜。那个人会是马斯克、贝索斯、泰尔……还是扎克伯格?这些亿万富豪是数字经济当仁不让的赢家，而同样讲究适者生存的数字经济，正是孕育这一切话题的温床。
当然，情况并非一直如此。上世纪90年代初，曾有那么一段短暂的时期，数字化未来让我们觉得有无限可能，一切都等着我们去发明创造。那时，技术成为了反文化的游乐场，人们在其中看到了一种机会，可以去创造更具包容性、更加分布式、更加以人为本的未来。但是，商业领域的既得利益者只看到了技术对于传统盈利方法的新潜力，与此同时，太多的技术人士被独角兽公司上市所带来的巨大利益诱惑住了。
数字化未来更多地被人们当成了股票期货或是棉花期货，也就是某种可以预测以及进行押注的东西。因此，几乎每一场演讲、每一篇文章、每一项研究、每一份文件或白皮书，它们只有在指明了某个股票代码的情况下，才会被认为是有意义的。
未来不再是我们凭借当前选择或对于人类期望而创造出来的东西，它更多地变成了一种注定的场景，一个我们用风险资金进行押注、但会被动到达的场景。
这让所有人摆脱了自己所作所为的道德影响。技术发展不再是人类共同繁荣的故事，而更多地在于个人生存。更糟糕的是，正如我知道的那样，要引起人们对这件事的关注，结果便是无意中让自己成为了整个市场的敌人或是一个反技术的恶毒之人。
因此，大多数学者、记者和科幻小说作家不再思考那种以少数人名义对大多数人实施的财富掠夺和剥削，不再思考它所引发的的伦理问题，而是一心去解答那些更加抽象和怪诞的难题，比如，股票交易员使用健脑药是否公平?孩子是否应植入用于学习外语的设备?我们要不要让自动驾驶汽车把行人的生命看得比乘客更重?第一个火星殖民地应该采用民主体制吗?改变我的DNA是否会破坏我的身份?机器人应该享有权利吗?
贫困和毒化这种“眼不见为净”的外部化，不会仅仅因为我们戴上虚拟现实设备沉浸在另一个现实中就消失不见。
提出这些问题虽然在哲学上颇具娱乐性，但借由公司资本主义的名义，技术的发展逐渐失控，若想与由此产生的道德困境作斗争，这种情况下，提出这些问题实在是一种糟糕的替代品。数字化平台让已然充满剥削和掠夺色彩的市场(想一想沃尔玛)变成了更加非人性的继承者(想一想亚马逊)。大多数人是在目睹了自动化作业、零工经济以及本地零售业消亡之后，才开始意识到这一切的不利之处。
然而，全速前进的数字资本主义更具破坏力的影响是体现在环境和全球贫困问题上。一些计算机和智能手机厂商仍在使用奴工，这些做法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一家名为Fairphone的公司想从头开始制造和销售“良心手机”，最后却发现根本不可能做到。
人之为人的本质不再是某种特征，而更多地被当成了一种技术漏洞
与此同时，稀土金属的开采和高数字化技术产品的废弃处置，也在破坏着人类的栖息地，取而代之的是有毒的垃圾堆，其中的有用材料又被农村地区的孩童及其家人回收，然后卖给制造商。
贫困和毒化这种“眼不见为净”的外部化，不会仅仅因为我们戴上虚拟现实设备沉浸在另一个现实中就消失不见。事实上，我们忽视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的时间越长，这些问题就会变得越严重。反过来，这又激发了更多的逃离，更多的孤立主义和末日幻想——以及更多出于绝望而拼凑起来的技术和商业计划。这形成了一个自我反馈的循环。
我们越是相信这种世界观，就越会把人类视为症结、把技术视作解决方案。人之为人的本质不再是某种特征，而更多地被当成了一种技术漏洞。不管技术被嵌入了何种偏见，它们都被宣称为立场中立。技术诱使我们做出的所有不良行为，都被看成是我们自身腐化的一种反映，就好像我们把自己制造的麻烦归咎为人类天生的野蛮性一样。只需一款应用程序，出租车市场的低效就可以得到解决，只是在此过程中，人类司机变得无关紧要了;与之类似，人类心智的不一致性固然令人烦恼，但通过数字化或基因升级，也可以得到纠正。
最终，根据技术解决方案主义者的正统观点，通过把我们的意识上传到计算机，或者更妙的是，认同技术本身将成为我们的进化继承者，人类的未来将达到巅峰。就像某种教派的信徒一样，我们渴望进入自身发展的下一个超越阶段，脱离和放弃自己的躯壳，并将我们的罪恶和烦恼一并抛在身后。
电影和电视节目已将这些幻想呈现在我们眼前。比如，僵尸影视剧描绘了这样一种后末日故事：人类并不比僵尸更好，而且人类自己似乎清楚这一点。更糟的是，这些节目引导观众把未来想象成幸存人类之间的零和战争，也就是一群人的生存依赖于另一群人的毁灭。甚至连热门剧集《西部世界》也在第二季的最后揭示：较之我们创造出来的人工智能，人类其实更简单、更可预测。机器人已经明白，所有人都可以被缩减至几行代码，而且我们无法做出任何属于自由意志的选择。真见鬼，连《西部世界》里的机器人也想逃离身体的限制，然后在计算机模拟中度过余生。
对于人类与机器之间如此深刻的角色转换，我们所需要的思考过程完全取决于这样一个基本假设：人类糟透了。我们要么做出改变，要么永远逃离。
因此，我们看到科技亿万富豪把电动汽车发射到太空，仿佛这样做除了表明亿万富豪有能力进行精彩的企业推广之外，还有其他什么意义。如果真有少数人达到了逃逸速度，并以某种方式生活在火星的“泡泡”里——尽管我们花费数十亿美元进行的两次人造生物圈实验表明，我们目前甚至无法在地球上维持这样的“泡泡”——其意义不在于人类迁徙的延续，而更多地只是精英的一艘救生船。
